活动回顾 | 主题：数字时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

自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快数字化发展以来，“十四五”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22〕14号）等标志性文件的相继发布，体现出国家加快数字政府建设的决心。针对现阶段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战略部署，三位嘉宾分别基于自身学科特点，作出了深刻解读。

张小劲认为，数字政府建设是全面社会改革、数字科技发展、服务型政府建设“三源”叠加的产物。在当前的时代条件下，数字政府的出现至少为国家治理带来“向上”和“向下”两个方向的技术赋权。例如，前者体现为公民可以通过政府网站、热线电话等媒介使自身诉求“穿透”层级，直达权力中心；后者则表现为中央及各级政府可以借助群众力量，对各地区、各部门工作展开有效督查，实现有的放矢。以一言概之，面对数字化、基于数字化、精于数字化，是数字政府实现提速发展、升维发展、迭代发展的关键基点。

孟庆国指出，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的数字转型治理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，代表性的实践模式包括“一网通办” “一网统管”“整体智治” “管运分离” “接诉即办” “ 一件事一次办”等。这些不断涌现的创新探索正在突破和融合传统电子政务的分类，即决策型数字政府、监管型数字政府及服务型数字政府，而向着同时兼备两种乃至三种优势的方向在实践中探索和发展。

申卫星深刻阐述了数据确权的立法方向。信息科技的发展将数据权属问题推至风口浪尖，面对当前有关立法的空白，他提出，应当坚持两权分立模式，对数据所有权与数据用益权进行分离，同时保障用户作为数据原发者和平台作为数据处理者的权利，从而促进数据要素的流通与利用，推动数据经济与数据社会健康有序发展。

谈及如何经由数字政府建设逐步实现数字化治理体系构建，几位学者分别表达了畅想。

张小劲表示，应该秉持“让子弹再飞一会儿”的态度。他认为，数字社会仍处于高速发展状态，尽管旧体制的不适用与新体制的欠缺同时拉扯着国家治理，但当前并不是构建完整体系的最佳时机。现阶段，我们应该采取回应性治理与敏捷治理相结合的模式，警惕原则问题、底线问题，做到及时处理、充分预警；与此同时，也要敏锐捕捉数字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新风向，挖掘以技术手段解决技术问题的可能。

孟庆国指出，数据作为第五大关键生产要素，其治理体系的构建可以类比土地、劳动、资本、知识和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。一方面，要从价值理念、基本制度、组织机构、治理主体、运行机制等方面逐步勾勒整体性的数字治理体系的轮廓框架；另一方面，也要关注数据要素在确权、定价、流转与配置中的自身规律和特点，避免陷入拿来主义的窠臼，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中往复探索，在实践积累中进行理论探索，并整合多种力量和机制，共同破解数据要素化难题。

申卫星着重强调了数字时代实施预防性法治的重要作用。他认为，应当牢记工业经济“先污染后治理”的教训，平衡数字经济发展的利与弊，审慎把握构建治理体系的时机。而在法律这项硬规则尚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时，作为伦理的“软法”则应挺身而出，引导企业自律、引导网民自律、引导政府自律，为技术和制度的腾飞护航。